李政涛：没有灵魂的教育

　　李政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学原理、教育人类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

　　现代教育已实质性地演变为一种“训练”，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特殊智能的训练而胜任某一种职业，从而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和工具，这绝非真正的教育。

　　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过：“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德沉默片刻，叫来仆人，吩咐说：“给他6个铜板，让他走吧，这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清楚这个学生当时的反应，也许他会面红耳赤，幡然悔悟，也许会理直气壮地接过铜板，扬长而去。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欧几里德还在，他的大部分不是为铜板而学习的学生留了下来，在那个时代里，欧几里德们占多数。他们研究算术是为了观察思考数的性质，唤起思考的能力，引导心灵超然于变幻的世界之上而把握着本质和真理；学习几何学是为了引导灵魂接近真理和激发哲学情绪，以便了解关于永恒存在的知识，进而掌握“善”的本质，使人的智慧和能力更趋完善……对于他们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不如说是一种现实，成为他们生存方式的一个部分。

　　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这已经变为一种单纯的理想了。因为欧几里德们已经成为少数，倒是那类学生茁壮成长，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到老师面前，摊开双手问道：“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归宿在于“什么”，前提却是“从中”，也就是知识。所以，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知识？什么知识对我最有价值？

　　1884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发表了一篇文章《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感到这是一切教育的“问题中的问题”，全部教育都来源于它。斯宾塞的回答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因为它最直接地关系到我们的自我保存。这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答案，在他之后的教育就变成了对这一结论的充分实践。也正是从那时起，人类的教育开始堕落了，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斯宾塞却给出了一个物质至上的答案，而且人们竟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

　　我并非反科学主义者，这是荒谬的。我关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现有的科学知识给我们的生活与教育带来什么变化？有人会毫不犹豫地指出，科学知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足够的便利、充分的物质享受和种种不可言传的微妙好处，这依然没有脱离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之类的老套路。所以，欧几里德的行为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可笑的，他们会钦佩那个学生的勇气，并用羡慕的目光遥望那6个铜板，把它视为革命性的象征。但他们忘了：革命有时能解放人，有时也能毁灭人。有一点是可以得到实证的：那个作为革命者的学生从此就消失了，包括他得到的铜板。

　　现代教育的革命是从反智慧开始的。现代人追求的是与智慧无关的知识（一种可以使人聪明和精明的知识），它可以为人们带来实利，因而，这个时代流行的是金融、商务、会计、法律、电脑和公共关系学（这是一门有关如何温情脉脉地骗人和如何避免被人骗的科学）。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遭到普遍的漠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关乎人生；知识是理念的外化，智慧是人生的反观；知识只能看到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智慧却能在一块石头里看到风景，在一粒沙子里发现灵魂。

　　在柏拉图那里，智慧即关于“善之相”或绝对的善的知识，绝对的善就是绝对的价值。教育的目的是使人通过“认识你自己”趋向那绝对的善，为此，人要不断地去爱智慧，追求智慧，它能照料人的心魄，实现心灵的转向。孔子之所以鄙视樊迟，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樊迟孜孜以求的只是知识（如何种菜之类），与孔子心向往之的智慧相去甚远。可以说，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是东西方古代文明共同的特征，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智慧之爱。

　　但不知什么时候这一源头不再流淌智慧，汩汩而出的只是知识。对知识的狂热追求淡化甚至吞没了对智慧的渴望，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但是由此导致教育界出现的种种现象就不奇怪了：我们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教育书籍和文章，教学方法和技巧不断花样翻新；人们花了大量精力去从事没完没了的教学实验，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分析；教师辛辛苦苦地工作，结果只是让学生学了大量考试之后很快就被遗忘的知识；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取最佳发展，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看重和考试成绩；我们的素质教育讨论得热火朝天，但如何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至今没有搞清楚，结果把素质分割成各种技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堆集，而与智慧无关。因此，现代教育已实质性地演变为一种“训练”，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特殊智能的训练而胜任某一种职业，从而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和工具，这绝非真正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应包括智慧之爱，它与人的灵魂有关，因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它就不成其为教育。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路，而导向事物的本原，在本原中把握安身立命之感。如果单纯把教育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今流行的教育口号诸如培养学习兴趣，学得一技之长，增强能力和才干，增加见闻，塑造个性都只是教育的形式，而非教育的灵魂。

　　有灵魂的教育意味着追求无限广阔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智慧、美、真、公正、自由、希望和爱，以及建立与此有关的信仰，真正的教育理应成为负载人类终极关怀的有信仰的教育，它的使命是给予并塑造学生的终极价值，使他们成为有灵魂有信仰的人，而不只是热爱学习和具有特长的准职业者。对此，北大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先生当年曾说过：“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此话今天听起来依然难能可贵。

　　而现今的教育，从课程体系、内容到授课形式、有多少与这种信仰和理想有关呢？它是有科学而无灵魂的教育。

　　有灵魂的教育不会排斥科学，相反它能引导科学的发展方向，因为科学的基础和目标不能从科学本身中得到。所以雅斯贝尔斯说：“以科学为其直接任务的大学的真正活动，在于它丰富的精神生活，大学借助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从事科学的研究，追求绝对真理。”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就有了灵魂，成为人类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同意斯宾塞的结论：科学是最有价值的知识。

　　“科学与民主”之所以成为老北大人竭力追求的目标，并不在于科学和民主本身，而在于科学民主过程中的精神，即蔡元培着力强调的“服从真理”、“独立不拘之精神”，在这一基础上，北大重建了强调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从而将人的纯粹精神活动与人格置于教育的中心。北大之所以成为莘莘学子的精神圣地，道理就在于此。

　　然而，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后蔡元培时代”的教育愈加发达，灵魂的声音却愈加飘渺微弱。如今的教育并不缺少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设备，并不缺少教育思想和教育著作，也不缺少教育学的教授和博导，但惟独缺少有灵魂的教育。那种饱含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对人的自由、公正和生存尊严的教育已经远离我们，被淹没在利已主义的冰水之中。可以预见，未来浮出水面的将是一群有知识无智慧、有目标无信仰、有规范无道德、有欲望无理想的一代人，这些没有灵魂的人将组成我们的民族，幸耶？灾耶？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