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炯朗：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刘炯朗，广东省中山县人，台湾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于1998年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2002年从“清华大学”退休。2005年，他开始主持电台节目《我爱谈天你爱笑》，每星期主讲20分钟，话题涉及工、理、文、史、哲等领域。他日前在内地出版的新书《一次读懂自然科学》、《一次读懂社会科学》曾被马英九推荐为2011年台湾暑期青年阅读好书。

　　—、考试制度训练出来的学生，目光短浅

　　Q1：谈到中小学教育，学生负担过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于中小学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您是怎么看的？

　　刘炯朗：在目前的环境下，内地和台湾的中小学生考试压力都是非常大的。考试的压力让我们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发现学习的快乐，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所以谈及今天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觉得它无法培养出很多的世界级大师，因为我们的学生没有创新能力，没有领导能力，没有幽默感，没有优秀的口才。起码在今天的内地和台湾，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目光很短浅，视野很狭窄。如果我们一直不能从考试的囹圄中跳出来，势必会影响未来的人才培养。

中小学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的教育要以这个阶段为基础，培养真正的读书人，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Q2：刚才您谈到中小学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您的心目中，教育分为哪些阶段？

　　刘炯朗：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我把教育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幼儿园阶段。幼儿园是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家，跟他不认识的小朋友学习怎样与他人一起学习和游戏，仅此而已。

　　第二个阶段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要培养孩子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态度，引导他们发现读书的乐趣，而不是一味强调书的内容。但在今天的考试制度下，孩子并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只是养成了考试的习惯；他们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态度，而只知道准备考试的态度；他们没有发现读书的快乐，只知道补习的痛苦……

　　我始终认为，小学和初中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的许多素养都是在该阶段培养出来的。

　　第三个阶段是高中和大学的7年。在这个阶段，学生的心智已经趋于成熟，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做好踏入社会或者从事更高深的学问的准备。

　　Q3：在现有的环境下，要培养真正做学问的人，中小学教育需要怎样改变？

　　刘炯朗：我们不要谈怎样改变中小学教育，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学生在第二阶段缺失的教育，我们可以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帮他们补回来，即实施恰当的、要求严格的、有趣味的通识教育。实施通识教育需要我们下大决心，因为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让学生享受真正的通识教育，让学生通过大学4年的学习后，成为名符其实的读书人。

　　二、  在通识教育中，寻到知识相通的乐趣

　　Q1：您所理解的通识教育是怎样的？ 

　　刘炯朗：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他们看重的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道德修养。第二，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善于表达的能力。第四，聆听的能力。第五，了解、接受世界的多元，并能体会多元之美。但是，实施良好的通识教育必须建立在对某一门学科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对专业的深入了解，目的并不是把学生变成一个进入企业就能做工程师的人，它的目的是经过对学问的深入探讨，让学生知道做学问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做学问的困难有哪些，做学问有哪些快乐。

　　Q2：怎样做学问才能获得快乐？  

　　刘炯朗：关于这点，我想讲讲做学问的功夫。我大学读的是电机工程，后来到美国读的也是电机工程和电脑科学，从事的也是这方面的研究。我学习的底子是小时候学中文打好的，很多小时候背的古诗词我现在还记得。

　　我想说的是，学问是相通的，只要有一点线索，然后跟着去寻找，便会发现更多的知识，无穷无尽。诗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里面有很多脉络、很多知识，看似凌乱，但当你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将它们连成一套知识。

　　举个例子，有一副对联很有名：“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个非常好的上联，出来以后等了两百年，到了北宋，石曼卿才把下联对出来。我读这个对联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石曼卿的灵感一定来自苏东坡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可真的是这样吗？到底是石曼卿启发了苏东坡，还是苏东坡启发了石曼卿？于是，我仔细查阅才发现，石曼卿比苏东坡早出生50年，这个线索或许可以说明苏东坡的灵感来自石曼卿。

　　我做了40年半导体科学的研究，但学问和知识是相通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之间有合理解释，让我找到这个解释，这就是学问的乐趣。我认为学问做得好的人，在8个方面会很突出：敏锐的触角、广泛的兴趣、深入的探讨、丰富的联想、严谨的判别、开放的思想、苛求的完美，谦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