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桐 余宏亮：我国中小学教材插图的史论钩沉与美学透视

“任何理论，都是由逻辑所建构的，逻辑之力体现于逻辑必须自洽，而归根结底历史优先。”^［1］插图作为我国中小学教材的“第二语言”，拥有数百年的发展演化历程，梳理中小学教材插图的前世今生与来龙去脉，廓清其发展历程，对深化中小学教材基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仅有部分研究对某单一学科教材插图进行了历史溯源，缺乏对全学科中小学教材插图发展过程的宏观考察与系统梳理，难以形成中小学教材插图演进史的整体概览。^［2］基于此，本文对中小学教材插图历时性过程进行整体回顾，钩沉历史，基于历史语境坐标对其演化规律予以来自时间逻辑的解释，并回归其本质属性，对中小学教材插图的美学表征进行探赜，以期形成我国中小学教材插图历史演进与美学范式的整体框架，为建构中国教材插图学理论提供史论支撑。

一、中小学教材插图的历史脉络

（一） 左图右史的沿袭阶段：古代传统蒙学教材插图

古代图书中的插图又称为“绣像”、“全相”、“图咏”或“图赞”。我国图书插图艺术历史深远，教材插图作为图书插图的重要分支，在图文关系、图文版式、人物形象、图像构境等方面与传统插图绘画、装帧风格一脉相承。教材插图的发轫与演进更是与我国中小学教材的发展历程同频共振。我国中小学教材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蒙学教材，最早的带有插图的蒙学教材为明代佚名编者在宋代《对相四言》基础上新编再版的《新编对相四言》，其中“对相”取“图文对照”之意，其以一字对一图的方式，正式拉开了我国图文式识字类蒙学教材的序幕。    

明清是蒙学教材发展的巅峰时期，集古代蒙学教材种类之大全^［3］，该阶段教材插图的主要功能为辅助儿童进行识字学习。与现代教材不同的是，这些教材多为文人私人编纂出版，最具代表性的有焦竑的《养正图解》、陶赞廷的《蒙养图说》、涂时相的《养蒙图说》、王圻和王思义的《三才图会》等。这些图文式教材大体可分为直接采用图文形式编排的蒙学教材和后世采用“以图注经”方式对已有文献进行图注后再版发行的蒙学教材两类。但无论是何种类型，其插图皆承继了传统古籍“以图注经”“以图释文”“以图识物”的传统，全部采用中国画绘制，以“线”作为插图画面中的核心元素。不同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经史子集、文人画集等出版物对插图绘画笔法与意象的极致追求，蒙学教材插图普遍更具实用取向，内容多为人物画像、实物图例、故事场景，线条力求简明清晰，造型追求童趣。古代线装书普遍采用竖排文字、翻口在左的形制，由此形成了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阅读顺序。与此相符，这些教材多采用“左图右史”和“上图下文”的版式结构，以对称排版为主，供读者进行图文互证，插图在同一册教材中的位置、篇幅通常相对固定，形成了古代教材中较为稳定的版式结构。    

（二） 鉴仿日美的转型阶段：清末时期中小学教材插图

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开始大量引进翻译自欧美、日本的译制教材，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教育教材建设的主渠道。^［4］随后，我国出现了借鉴域外教材体制自行编写的教材，具有代表性的自编图文教材有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写、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1898）和刘树屏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1901）等。1902年，依据《钦定学堂章程》编纂的分科制教材陆续面世，迅速取代了蒙学教材在儿童教育中的主流地位，现代意义上的教材初现。教材体例的新立自然带动了教材插图在内容、形式、类型、编排等形制上的跨文化转型。    

在插图形式方面，教材插图的编排形式新旧杂糅，图像绘制方式中西兼用。除传统图文排版形式外，《华英国学文编》（1898）和《华英亚洲课本》（1900）等英文教材借鉴国外图书文字横排式样，插图的篇幅大小、版式排布更为灵活，出现了插图夹排于文字间、多插图交错排布的新式插图排版方式，插图绘画形式也出现注重解剖与透视规律、运用排线色调塑造形体的西方素描画法。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纂发行《最新教科书》系列教材，开创了我国现代教科书之先河，该系列教材不仅图文并茂，而且首次使用了全幅彩色插图页。^［5］其中《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一册）》（1906），为解决儿童对学习的畏难之弊，一改以往文字叙述或图文结合的教材编排形式，直接采用了全插图编排模式，内容主体全部由单元式国画线描图构成，教材的图像叙事功能得到极大增强。    

在插图内容方面，非“绣像”式插图开始在理工、艺体等学科教材集中出现。清末中小学教材不仅在识字、修身、国文、历史等文科领域中延续了传统蒙学教材的插图内容，也开始在算术、代数、几何、格致、化学、地理、画图、手工、体操、唱歌等学科中配置类型多样的新式插图。如上海美华书馆编纂的《笔算数学》（1905）中出现了表格图和几何图等的插图；商务印书馆自1906年起相继编纂的《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几何学》《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等数学教材中，开始大量应用几何图、数据图、实物图。东京教科书译辑社的《物理易解》（1902）、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1904）等理工科教材中编排了装置图、流程图、实物图、解剖图、实验现象图、操作示意图等。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初等地理教科书》（1902）、上海会文学社的《最新初等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1905）等地理教材中，出现了地图、景观图、地形图、统计图等。中国图书公司的《初等小学手工教授本》（1907）等艺术教材中设置了多种器械图、流程图、结构草图等。上海广学会的《幼学操身》（1890）、上海彪蒙书室总发行的《绘画蒙学体操实在易》（1905）、上海文明书局的《高等小学游戏法教科书》（1905）等体育教科书，使用了大量呈现体操动作的要领与规范的插图。    

在教材整饰装帧方面，装饰性纹样插图得到普遍使用。部分教材依照引进教材的装帧习惯，开始在封面、扉页和正文中设置纯粹装饰性的文本分割线、文本框线、花纹、底纹。以商务印书馆的《绘图女学修身教科书》（1906）、《小学唱歌教科书》（1907）等为代表的少数教材开始设置全篇幅的封面插图。整体来看，清末中小学教材插图，在沿用古代传统插图绘画与装帧手段的基础上，开始探求引进、借鉴国外教材插图的内容题材与形式风格，迈出了向现代教材插图形制演变的坚实步伐。    

（三）理念杂糅的激荡阶段：民国时期中小学教材插图

这一阶段的教材可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教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编制实行的教材两类。政体变革引发事物发生量变式革新，中小学教材亦然。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宣告了清制中小学教材的终结。民国时期的中小学学时和学制频繁变动，科目新增、删减、合并、更名的情况频发，课程标准屡次修订，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白话文教材时代，直接推动了教材版本的快速更迭，加之当时相对宽松的教材市场环境，使教材产业空前繁荣。据统计，民国时期仅小学各学科教材的印行种数就突破了1800余种。^［6］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教材逐渐被赋予了鲜明的商品属性，教材插图自然成为当时不同版本教材竞争中用以吸引读者的重要策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教材插图的具体变化如下。   

 一是教材插图数量大幅增加，插图成为中小学教材的标配。中华书局在《中国话教科书编辑大意十件》中概述了其教材编撰的宗旨，提出“第一、二册因初等小学生识字无多之故，全册用图画组成之”^［7］。在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1912）中，插图篇幅占据了教材内容的核心比重。^［8］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主笔插图绘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12册《开明国语课本》（1932—1934），全套共设置了384幅插图。^［9］1936年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更是对教材插图数量与篇幅作了明确要求：首先，插图必须多，最好和文字各占一半；其次，插图篇幅低年级需占全面的二分之一，高年级不少于全面的四分之一；第三，低年级应多用彩色图，单色图以浓淡深浅分别。^［10］该时期教材基本按照第一、二册以图画为主，第三、四册图文并重，第五册及以上以文字为主的规律编制，所确立的数量逐级递减的插图分布传统延续至今。二是教材插图的趣味性日益突显，儿童和动物形象的插图数量激增。随着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提出“以儿童或儿童切近的人物为教材中的主角”^［11］的要求，国语、修身等文科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持续增加，教材插图也相应出现了儿童形象偏好。在理科科目插图中，多从生活视角出发刻画儿童的日常见闻、活动样态，着重塑造画面的愉悦性、诙谐性与浪漫性。在形式语言上，由传统中国绘画的工笔白描过渡为简笔画和漫画的表现手法，画面线条更为朴素简明、活泼灵动，彩页部分采用高饱和度、强视觉冲突的色彩方案，更为贴合儿童的阅读特征。三是注重儿童手脑并用，强调教材插图的交互性。在商务印书馆的《复兴社会课本》（1932）等教材中出现了看图写字、看图说话、看图选择、填图补全等交互性插图，指导学生依据插图进行填图上色、剪切拼贴、选图作答等活动，在“读图”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儿童“画图”和“用图”的文本互动空间。四是教材插图力求美观，指向增进儿童的阅读兴趣与美感生成，该特征也是民国时期教材插图区别清制教材插图的本质所在。在“美育”救国的思想和“美育代宗教”教育方针的统领下，教材插图被视为承载审美精神内容、塑造学生审美观念的重要载体。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一文中，将通过插图“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12］列为新教材的编辑要点，“美”和“美感”开始与教材插图的编制和使用相绑定。书籍装帧工艺飞速发展，教材封面、插图、字体较之以往，在形象呈现、画面构成、图文配合、排布版式等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设计感与创意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根据地的中小学教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持续发展，教材插图也印刻了鲜明的时代特征。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首次以政策形式确定了小学科目设置，随后各根据地依据条例着手教材的编写发行。但因时局动荡、资源的极度短缺，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艰难前行，导致插图数量骤减，仅保留了部分封面图和一些地图、几何图、表格图、解剖图、装置图等图示类插图。    

根据地教育坚持政治取向，实施无产阶级教育，将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服务于战争，用教育和学习的方法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提升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这一教育原则在教材插图中体现得极为鲜明。根据地教材插图为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致力于从描绘儿童纯真烂漫的生活世界转向刻画社会现实与民生群像。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绘画类插图主要采用简笔画和木刻版画绘制，插图主题多为人物画像和对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战争场面与军民情谊的描绘。适逢新兴木刻运动的兴起，受其影响，教材插图线条粗犷简练、风格稚拙简朴、视觉冲突强烈，极具戏剧张力，深刻表达着民族精神与革命斗争精神。但由于资源有限，根据地不得不集中一切力量用于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可教性、实用性建设，仅保留了教材插图最为核心的解释、说明功能，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对插图装饰性、设计性、美观性要素的考究。及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根据地的教材事业力量逐渐壮大，陆续诞生了一批诸如新华书店的《初级新课本》（1944）、裕民印刷厂的《初级新课本》（1945—1947）等图文并茂的教材，插图种类、形态更为丰富，绘制技艺与印刷质量均有显著提高。    

（四）形制更迭的变革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材插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举全国之力迅速建立教育秩序，于1950年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专门负责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完成了用统一的新政权思想和话语的教材取代旧教材的重任^［13］。我国教材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也为中小学教材插图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坚实根基。自此，我国中小学教材插图迈入了形制快速更迭的高速发展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借鉴苏联插图绘画风格，奠定了新中国教材插图写实手法的整体基调。1951年10月，人教社在改制、修订旧教材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一套义务教育教材，正式开启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序章。这一时期的教材插图在内容上以儿童、劳动者、动物作为形象主体，并在人物外观上初现对着装设计的巧思。理科教材插图依旧以地图、装置图、解剖图、流程图为主，虽然其形制无明显变化，但在内容要素和精细化程度上比根据地教材插图已有明显提升。1956—1963年，人教社相继推出了自主编写的第二至四套中小学教材，进一步对教材插图的数量、种类与绘制水平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升级。在插图表现形式上，延续了根据地时期质朴素雅的插图风格，集中歌颂生活中的正面人物和新现象，表现乐观主义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同时，积极引介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外插图艺术，一改往昔仅依靠线元素进行造型的白描手法，强调固定光源对物体轮廓和形体的影响，并依据灰阶和透视法则对事物的素描关系进行立体塑造，笔触气息更为明显，加之对本土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延续与融合，形成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插图绘画风格，奠定了当时人教版教材插图以写实素描风格为主的整体基调。    

二是改革开放时期，儿童生活成为教材插图主题内容的核心，教材插图迈入全彩印制时代。历经社会主义建设的调整时期，我国形成了以人教社为核心的教材编写出版格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迅速重建教材编写与修订秩序，要求尽快统一全国的中小学教材，人教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集中力量组建队伍开展教材编写与教材插图绘制工作。适逢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出版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教材插图的内容题材与表现形式也日益宽松。这一时期，插图数量逐版递增，彩色插图的比重持续攀升。1980年后，在新绘图技术与印刷技术驱动下，教材插图摆脱了只能呈现黑白线面的技术限制，使水粉、水彩、油画、摄影等多色彩层次的图像表现成为可能，摄影图像更是开始在教材（尤其是理科教材）中得到广泛应用。自此，色彩成为除点线面以外的另一个插图重要构成要素。吉林人民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纷纷在部分学段推出了全彩印制的教材，纯手绘的黑白教材插图时代走向落幕，中小学教材插图步入全彩插图时代。在教材插图的内容题材上，对农业生产劳动相关主题的描绘明显减少，儿童日常生活、校园生活样态成为教材插图内容的核心主题。此外，在英语、数学等学科中还出现了贯穿教材始终的图像式主线形象，多为儿童熟知、相仿的生物或类生物形象，以一种“伴学”身份对儿童进行导读、导学、设问，常出现于课首或课尾，增加了教材插图的跨维度对话叙事功能。在教材插图的表现形式上，第五至七套中小学教材插图绘画风格整体迎来了“复古”潮，不再一味沿用苏联插图风格，再次以白描、仿木刻版画的技法绘制插图，注重画面留白，突出画面主体形象，遵循传统绘画中对形神的概括提炼，并依据西方解剖学，更加注重人物的形体动势和事物的透视结构，插图的概括性和写实性进一步增强。同时，在当时现代主义思潮和波普艺术的巨大声浪影响下，一些低年段的教材插图一改以往对于事物的严密描摹，对形象进行了大胆的变形、夸张与抽象，使画面极具视觉张力，由质朴写实的“复古”风向诙谐夸张的“卡通”风、“涂鸦”风转变，教材插图的趣味性与丰富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三是课程改革时期，教材装帧初现“整体设计”理念，数码绘图逐渐替代纯手绘插图成为主流。2001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正式拉开序幕，新教材的编写、修订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苏教版、北师版、山教版、西南师大版教材纷至沓来。这一时期，各版本中小学教材均体现出鲜明的“整体设计”理念，以此突出教材的系列性、成套性、独特性。首先是系列教材封面形制基本统一，改变以往教材封面各自独立的版式设计方式，按照固定的封面版式对各学科教材封面进行统一，选择与学科内容相关的插图作为封面图，在统一中求变化。其次是系列教材插图主体形象和绘画风格基本统一，除实物照片、引用图像类的插图外，各版本教材中绘制类插图的角色原型设计与艺术母题通常具有特定的造型程式。再次是系列教材装饰元素形式基本统一，各类教材中增设了大量具有相近性、配套性的题头图、页眉图、页码图、花纹、底纹和艺术字等装饰元素，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排布，尽可能在学段或学科间保持一致，组成了单学科或多学科教材间相对固定的视觉符号范式。最后是系列教材模块版式设计基本统一，教材插图成为组织、引导与重构教材文本秩序的重要手段。各版本教材通过半透明插图、底纹插图、艺术边框等插图元素划分版心模块，按照对称、平衡、节奏、韵律、虚实、冷暖、强弱等形式法则对文字排布进行设计编排，通过强调、分割、串联、覆盖等方式构成潜在的视觉线索，在优化文本生动性的同时，进一步有效提升教材文字视觉上的模块性、流程性和层次性。在插图制作技术上，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使插图生产参数化，极大地提高了插图的绘制与修改效率，所绘制的插图边缘清晰、色彩艳丽，有效提升了教材中插图的信息量与阅读效果。但同时，依托电脑绘图塑造的插图形象与以往纸笔、颜料所绘的形象有着较大差异，限于当时的数码绘图技术尚未成熟，所绘制的教材插图在色彩处理方面多为纯色填充或渐变填充，相较于手绘插图，画面的笔触变化与肌理质感明显减少，色彩调和方式较为直接，造成手绘图像的视觉元素被遮蔽，画面表现力与生命力尚有提升空间。    

四是进入新时代，教材插图的伦理性、育人性、规范性持续凸显，把好教材插图质量关成为目前教材建设的重要任务。读图时代驱动人们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改变，景观社会下的图像累积重塑了人们的视觉经验，颠覆了人作为图像支配者的绝对地位，人反而被图像意象所笼罩。如今，“图像贫瘠”已被“图像泛滥”所取代，教材插图无法稳居儿童视觉启蒙的绝对核心地位，也不再是学生视觉消费的主要渠道，这使新时代的中小学教材插图不得不面对“什么图像更有价值”的时代诘问，对自身的功能与价值进行澄明。首先，更加注重图像伦理。一方面，教材插图开始有意展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面貌和主流价值观念，充分承担起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伦理责任。另一方面，对流行视觉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结合中国独有的写意化视觉表达方式，对插图主题进行意象构建和诗化阐释，彰显中华美学品位，借助本土化的插图形象与形式语言确认自我身份、塑造认知道德、加强文化认同。其次，更加注重插图育人。新时代的教材插图不再仅是对文字进行转译、再现的工具性手段，而作为由“可见语言”构成的教育性文本，强调图以启智、图以载道、图以育德、图以尚美的育人功能展现。^［14］这一阶段的教材插图更为注重图文感官，基本以多模态复合插图组的形式呈现，多类型、多功能、多视觉的复合视觉单元在规律与变化中构成教材页面的动态整体，并通过视觉修辞、多重感官等的加持，使得所构成的整体大于各视觉单元之和，更好地服务于教材内容的视觉传播。教材插图的艺术性、审美性、文化性、价值性、情境性最终皆指向对人的培养，成为传递意识形态、扩展教学空间、培育学生素养、实现以文化人的关键资源。最后，更加注重图像规范。教材管理部门对中小学教材插图的审读、审核、审查力度空前。一方面，在内容上，严格核查插图意识形态，凡内容涉及重大选题、中国国界地图的插图，必须进行备案和审核，教材中所出现的地图必须出自具备地图编制资质的出版单位。另一方面，在形式上，着重加强审查教材插图的画法画风，要求教材插图绘制须运用恰当的造型元素和技法，保持清新雅正的绘画风格，体现时代精神面貌，贴合学生认知特征，符合大众审美习惯，严格把控教材插图的规范性、专业性、科学性和美观性。    

读图时代对传统纸媒载体的教材插图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击，我们不仅要及时对“图像霸权”进行反思与批判，更要谨防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中的极端表现主义对中小学教材插图的强势渗透，在纷繁复杂的视觉景观丛林中保持坚定、清晰的立场与理念，对中小学教材插图进行更为严密的辨别与判断。如今，大众视觉素养日益提高，对精品教材插图的审美期待持续增长，教材插图也理应时刻接受来自广大读者群众的监督与反馈，以满足大众对精品教材和教材插图的需求与期待。        

二、中小学教材插图的演进逻辑

（一）图像功能由显像所指转向图像叙事

我国中小学教材插图诞生之初，主要以与文字对照的“绣像”“全相”“图咏”形式出现，其形态更近似一种对文字进行转译、显像、图示、图解的图案，使文字与图案构成一一对应的共同指向关系，并在去语境化中模糊“像”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材的叙事功能主要依靠语言符号实现，图像的显像功能强于叙事功能。这一特点在古代识字类童蒙教材中尤为明显。    

伴随教材内容的扩容进阶与学科细分，以“以图注经”“以图释义”为核心功能的教材插图无法满足教材语言文本的叙事需要，驱使教材插图在形象的基础上附加了“事件”和“情节”，图像的空间性、时间性和意义性持续凸显，被赋予了和语言文字共同构成文本叙事的特殊功能。一是扩展了图像的空间性。教材插图将语言符号的有序线性思维重组“平铺”为视觉的多维空间思维，在将文字内容进行可视化共现基础上，还原形象的所在语境，强调视觉所见物性的真实感，突出了个体身处现场的空间感，以“我”作为主体的第一人称视角，将物象与“我”的空间纵深关系作为图像表现的内在秩序。^［15］二是凸显了图像的时间性。正如萨考夫斯基（J. Szarkowski）所言，无论是创作性图像（如绘画、雕塑）还是复制性图像（如照片），都必须在特定的空间中包含特定的时间。教材插图负责从文字中提取出最具张力的决定性瞬间，以图像形式将其“凝固”为情境单元，这一情境单元既包含叙述事件的瞬时性，也涉及某一时间进程的流动性，反映出一种事件的运动，通过将已经空间化的时间切片加以组合，从而达到叙事的目的。^［16］三是扩充了图像的意义性。教材插图逐渐成为表达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载体。插图不仅是知识传递的媒介，其结构、形式以及所负载的信息能够直接浸入教材文本的意义空间成为特定的知识存在，进而统摄智性、界定价值、引导思维方式。^［17］教材插图不仅是认识论模型，也是伦理、政治与美学的“组合”，在呈现形而下的“像”的基础上，也将形而上的“意”倾注其中，成为一种知识镜像和社会镜像，并借由图像的直观性、形象性和艺术性特征，经由插图绘编者的创造性演绎，在“以图观世界”中实现对思想意识观念的表现与传递。    

中小学教材插图通过单景叙事、连续叙事和组合叙事的图像叙事模式，极大扩张了插图作为教育性文本的时空张力和象征意义，使其得以超越“观察”对象而作为“阅读”的对象，成为教材文本叙事的主体之一，甚至在低年段教材中，插图超越语言符号成为叙事的核心载体。这一功能变化意味着教材插图从以语言为核心的符号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直接推动了教材插图与教材文字间图文关系的系统性转变。    

（二） 文本逻辑由文字附庸转向图文并重

图文关系是教材插图区别于一般视觉图像的核心要素。虽然我国早期便形成了“左图右史”“图文互文”的稳定图文范式，但基本遵循插图对教材文字严格的模仿逻辑，始终无法扭转插图在教材中的边缘性地位。图像功能的膨胀促使教材插图得以从长期的文本贬抑中解放出来，教材插图逐渐从一种依附于教材文本的装饰性挂件，转变为教材文本不可或缺的“第二语言”，既可辅助语言文字充当说明装置，又可处于核心位置发挥表征功能，形成了图文关系由文字附庸转向图文并重的教材文本逻辑。   

 一是图像思维引发插图在教材中的权重变化。在认知心理学、儿童心理学、语言分析哲学和视知觉理论等研究的影响下，图像作为形象载体在语言意义的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不断得到确证。图因文生、由图至文、图文互补、图文互文构成了中小学教材文本形态的底层形式逻辑。因此，插图在教材中的数量、版面占比逐步攀高，尤其在低年段中小学教材中，图主文辅的编排方式成为主流，插图成为教材的视觉中心，甚至一些教材直接采用全插图形式编排。二是图像信息推动教材文本的信息增值。一方面，教材插图不仅能有效突破抽象语言符号的解释局限，弥补文字在抽象概念、语言障碍、情感表达等方面的不足，还能呈现文字部分或章节之间的组织关系，通过结构化图像厘清知识的内部结构^［18］；另一方面，无论是绘画创作类插图，还是照片、图表等非绘画创作类插图，均属插图编绘者根据既有内容采用不同图像形式进行再度阐释和演绎的结果，其中的大量隐喻、象征、价值、理念等图像信息也带动了教材文本内容信息的整体性增值。三是图文融合促进语图文本的统觉共享。统觉共享是指语言文本和图像之间“语象”和“物像”的相互唤起、相互联想和相互模仿。^［19］图文融合摒弃“语言—图像”二元对立结构模式，通过视觉修辞将文字与图像两个异质阐释系统进行融合，而将语言与图像共同视为教材认知符号的有机整体，催生了教材文本的统觉共享，则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教材读者的经验获得。教材中不同模态的文字和图像具备差异且互补的育人价值^［20］，通过教材中的语言与图像二者相互的唤起与联想、突破与互补，使学生对杂乱感性经验的认识成为可能。    

（三） 价值理念由功能本位

转向学习者本位早期的蒙学教材通常将插图视为“成教化”和“助人伦”的有效工具，呈现重道德礼教、轻阅读体验的特征，带有鲜明的成人化倾向。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儿童教育思想的逐步生发带动了教材理念的变化，儿童主体需求日益受到重视，强调插图要反映儿童的认知习惯与审美取向，而不是要求儿童如成人一般观察世界。由此，教材插图发生了由成人视角下服务教材文本的功能本位观向以服务学生个体发展的学习者本位观的转变。究其根本，这种转变源自教材插图图像育人意识的觉醒。   

 一是从插图的绘者凝视到观者凝视的转移。绘者凝视属于图像创作的前置行动，而观者凝视则是图像阐释的前提。^［21］图像是绘者凝视的产物，经由绘者凝视，生活世界的“象”被赋予了物象意义或意象意义，载附绘者对生活世界意象与信息的认识、提取、整理、组织和情感投射的结果。但教材插图作为具有特定目标和特定观者群体的教育性文本，决定了在图像生成的前置行动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儿童作为读者的阅读经验、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不能仅将学习者视为图像凝视客体，机械灌输成人视角下的形象信息，而须基于观者的“期待视野”^［22］，考虑观者在图像凝视活动中的主体性，联通观者的心灵空间与情感空间，激发观者的认知理解与情感共享。因此，民国时期起，儿童读物装帧设计开始发生了从“家长本位”到“儿童本位”的转变^［23］。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插图更是坚持以儿童为中心，不仅在内容题材上聚焦儿童生活世界，让儿童成为教材插图的主要形象，也驱动了插图整体绘画风格的大胆转型，大量应用夸张、变形、透视、简洁化、抽象化、平面化等更为符合儿童认知特征的艺术语言进行创作，致力于展现儿童眼中的图像世界，构成以学习者为本位的图像凝视关系。二是从插图表“意”到插图尚“美”的进阶。此处的表“意”并非中国画范畴中的弱化写实、注重表现意向的“写意”手法，而是以“求真”为目的对教材文本语义的视觉化呈现样态。教材插图是一门实用艺术，表“意”是其基础功能。技术革新推动了图像的精细化与写实化，摄影和数字技术大范围取代了教材插图最初的写实表“意”功能，教材插图不再局限于“求真”的模仿性表达，而是通过插图实现对真实世界的主体性表达，成为为学生提供具有审美价值的视觉化育人文本，使教材插图不仅要能准确表“意”，更应具备内容美与形式美。将美、审美与教材插图进行关联，指向对学生审美素养的培育与发展，是对以往教材插图“注经”“释文”“图解”等辅助文字功能的超越。    

（四） 形式话语由本土语言转向融合语言

中小学教材插图的演变历程本质上也是中小学教材插图风格嬗变史，同样是东西方两大绘画艺术体系、古典与现代两大艺术思潮不断冲突、变革、融汇、互鉴、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教材插图形式语言在延续传统、探索引介、话语重构的道路上摸索，形成了脱胎于中国传统古典绘画，和中华文脉血脉相连，又与现代艺术相接轨、相互鉴的融合艺术语言。    

一是对本土绘画艺术语言的充分延续。水墨丹青是我国传统绘画的代表，其中包括白描、无光影、散点透视等特有造型范式，更为强调“线”作为形式语言的独立审美意味，赋予了中小学教材插图浓厚的民族底色与风格特征。二是对域外平面造型原理的引介应用。最具代表性的是对西方制图法中的线性透视法则、明暗塑造法则和艺用解剖学的引入，反对程式化造型方法，注重基于写生的创作形式，增加了对画面的空间塑造和光影塑造。这不仅推动了插图图式的变革与转型，也促使了读者从传统的“新物体认”模式转向“视觉直观”模式^［24］的视觉习惯转换。三是对融合语言的创新与重塑。教材插图引入外来艺术语言，并非对西方绘画的全盘接受，而是保持对西方化、现代化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异质话语的兴趣与期待，始终扎根本土文化，捍卫与传承传统造型艺术，将本土与域外形式话语进行充分融合。比如，以丰子恺为代表的近代名家，将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写意”“神似”“留白”“诗画一律”与现代域外漫画艺术相结合，形成了古典意境兼顾轻松诙谐的插图语言。又如，以刘继卣、王惟震、黄金祥、刘承汉等为代表的新中国教材插图名家，将传统绘画中“线”元素与西方绘画中的造型技巧进行巧妙结合，形成了“新水墨”“仿版画”等神形兼备的教材插图风格。新时代，教材插图依旧坚持对我国传统艺术形式语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特色视觉元素和形式语言与世界前沿艺术手段相结合，致力于通过插图完成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   

三、中小学教材插图的美学范式

美是艺术的母体，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中小学教材插图作为一种由内容和形式构成的创造性视觉艺术作品，皆以表现美、发展美、培育美为目的，其表层的形制演变背后蕴藏着深层的美学范式结构。因此，有必要解码中小学教材插图演进历程背后的美学范式，超越对教材插图外部力量的审视，回归教材插图在百年发展历程中的本质特征，透视其风格流变的现象层，在形制史和美学史的双重视域中，完成对中小学教材插图内在规律的完整把握。教材插图不是片段性、孤立性、单一性的个人风格化文本，而是具有连续性、学科性、复杂性，反映集体审美意识的去个人风格化教育性文本，因而，教材插图的美学范式也必然是复杂、复合、交融的。    

（一） 插图的“科学美”与“幽默美”兼容

虽然自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美学研究便将非形象化、代表理性认识的“科学”拒之门外，但教材作为知识的传达媒介，通过公式、图表、图示等插图形式有效实现了对科学知识陈述的形象化与视觉化，且这一过程往往具有显著的审美性质，赋予了教材插图特有的科学美特征。教材插图的科学美体现为一种理性与审美的结合，强调图像、图形的秩序感、逻辑感、结构感、规律感、和谐感、简洁性、求真性和人为性，目的在于能够清晰、准确、严谨、直观地反映复杂抽象的实物结构或科学理论，这些审美特征在数学、自然、物理、化学等理科类教材以及劳动技术、手工等综合活动类教材中有着集中呈现。值得说明的是，教材插图中的科学美并不是现代西方科学引入的伴生品，而是源发、根植于我国本土的“器物”美学与“崇实”美学的原生美学范畴，如清代以先秦时期《考工记》为蓝本所制的《考工记图》，阐述勾股定理的《勾股割圆记》等著述中，便已大量使用了说明器物结构、造物流程的图注、图解，从根源上赋予了中小学教材插图深厚的格致求真品格。    

中小学教材插图中的“幽默美”是教材作为青少年读者群体读物的关键特征。作为艺术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幽默”表现为对实际、常理、规则的背离，反映出一种对于固有、严肃、程式化形式语言的解构，通常采用比喻、影射、夸张、歪曲、引申、象征、寓意、谐意等手法，所塑造的形象具有风趣可爱、内庄外谐的特点^［25］，带给审美对象以轻松愉悦、天真自由的审美体验。教材插图的幽默美一方面体现在其“万物有灵”的形象塑造法则。“万物有灵”源自中国原始先民的自然观，在教材插图上主要表现为对主体形象的“泛灵化”创作思维，即将人性、人情、人格投射于万物，赋予动物、植物、器物等事物以人性，塑造了大量非人却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特质的插图形象，它们可以同人类一般进行对话、活动，这种有悖于常理与科学的荒诞式造型法则，恰恰极其鲜活地展示了儿童眼中的世界图景。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教材插图中“反科学”的形式语言法则。通过高度抽象化、平面化、符号化、意象化、夸张化的手段，将具象世界的构成要素抽离出来，构成一个反常规、非理性、虚拟化的世界。“科学”与“幽默”作为一对看似不可兼容的矛盾概念，不仅在中小学教材插图中得到和谐统一，并且通过动静结合、繁简对比、虚实反差共同构筑了教材插图特有的视觉性节奏，使插图免于沦为教材内容的“说明书”，而是成为既反映教材科学性，又符合内容趣味性的视觉文本。    

（二） 插图的“浪漫美”与“现实美”并行

“浪漫美”是一种对事物理想样态和诗性品格的刻画。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主张下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与逃离，教材插图的浪漫美致力于体现对事物的理想化刻画，具体表现为一种根植于平民阶层日常，带有积极健康心态和明朗和谐风格的理想化倾向，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中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对现代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这一方面，与西方浪漫主义有着基本共同点，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中国浪漫主义有不同于西方的本土特性，即诗性。^［26］换言之，中小学教材插图并不以批判、逃避现实为目的，而是通过道德化的加持对事物进行合理的理想化表达，为儿童呈现生活与人性中最美好、光辉、理想、积极、乐观、健康的一面，从而保护儿童天真、浪漫、善抒情、重幻想、喜奇遇的天性。儿童是感性的、浪漫的、直觉的，也是个体的、多样的、活泼的、生动的存在，充满着自由创造的精神和人性萌动的智慧，因此，儿童的世界不会是一个客观、理性的物理世界，更不是一个形式化的符号世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世界，是真实而具体的生活世界，是奔腾着生命激情的精灵世界，是充满着奇思妙想和爱恨情仇的梦想世界。^［27］如以丰子恺为代表的艺术名家所作的教材插图，继承传统中国画“画中有诗”的审美准则，充分将古典诗词的意境代入现实生活之中，意境悠远恬静，立意深刻隽永，为儿童营造了一个具有诗性特征的精神“乌托邦”。    

我国中小学教材插图中的现实美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文艺必然是现实的、人民的和审美的，文艺只源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这种现实性是文艺的本源根基。^［28］一方面，教材插图的“现实美”表现在对事物的写实性呈现，即对自然、造物现实的“再现”，既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外观”的复现，也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内部规律的再现^［29］，这构成了教材插图求“真”的风格基底。照相机技术普及前，教材插图普遍以照相写实主义风格完成对语言文字的再现或模仿，突出对本体世界的摹写功能和叙述功能。摄影及印刷技术的革新赋予了教材插图除“写实”功能外的更多可能，不仅能够更为精准地还原事物的本来样貌，更使得教材插图可实现微观层面的日常书写与宏观层面的宏大叙事。如中、高年段的教材插图中的人物多采用写实绘画风格，造型比例、形象设计、行为动态基本以现实人物为参照；又如在历史、政治、地理、生物等学科中对历史史料、社会群像、自然万象的精准图像复现。另一方面，教材插图的“现实美”也体现在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与反映。“现实”不等同于“写实”，现实主义中的“现”就是强调其当下性和时代性，“实”则是强调其真实性，不对生活加以美化和粉饰。^［30］如教材中歌颂英雄主义、民族精神和无产阶级斗争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插图，反映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插图等，皆承担了反映客观历史现实、服务现实社会生活的美学功能。    

（三） 插图的“社会美”与“自然美”辉映

社会美是指反映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理想期许，能够使人感受到自由自觉创造力量，并能给人带来精神愉悦的社会事物或现象，其核心在于体现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和文明性，始终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连。马克思（K. Marx）认为劳动创造了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社会交往、文化传承等活动，表现出人类伟大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展现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过程中的情操志趣和理想境界，这些人、事、物不断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共同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美。教材插图的社会美一方面体现在对人文精神的歌颂。在社会美中，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与集中体现，围绕人形成了劳动美、交际美、环境美、饮食美、变革美^［31］等多种美学范畴。如根据地时期的语文教材插图集中体现了抗战时期广大工农阶级的劳动过程、劳动场面，塑造了一种来源于“人化自然”的自由、愉悦的情感体验。同时，教材插图中对社会美的刻画也并非仅以人为对象，而是将人的精神特质与伦理特征投射于客体对象，赋予天地、山川、草木等自然万物以人的道德品格，以“比德”手法借物喻情，赞颂人的心灵美、精神美、品德美。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社会制度的样态写照。社会美直接依赖于社会历史条件，受社会历史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对社会历史条件、科技水平、时代风尚、生活习俗有较强的依赖性，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前进。这使得社会美必然具有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和阶级的烙印，从而使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对社会美的评价产生差异。   

 区别于社会美中人的社会实践的痕迹，自然美是指自然事物和现象所显现出来的美^［32］，是一种质朴、原始、纯粹的天然美感。教材插图中的自然美首先来源于插图承载形式的物性本质。不同于影像、电子图像、网络图像等“看得见、摸不着”的视觉图像，教材插图是附着在实体纸质材料上的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的视觉图像文本，其图像、材质、纹理、颜色、重量、气味等物理性征都属于可见和可触的维度，纸的材料基底提供了物理的、触觉的、时空固定的线索，帮助读者判断文本的信息。教材插图呈现在这些原初的、天然的带有自然草木纹理的纸质媒介上，相较于现代媒体的“虚影”图像，其实物的物性特征自然会唤起读者对材质自然质感的特殊体验，从而获得情感共鸣与美感体验。其次，教材插图的“自然美”还体现在承载内容的“弱人工性”。描绘自然现象与事物的插图几乎涵盖了中小学所有学段的所有科目。教材插图中的自然美弱化人在自然空间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中国古典哲学中“生生与共”的自然美学理念，主张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有机存在与自然生命进行融合交流，以整体化的生命追问呈现跨越时空的诗性智慧。^［33］如宇宙之美、人体之美、山水之美、花鸟之美等元素在教材插图中得到广泛运用，这种美主要来自自然现象和事物的物质结构，这些现象和实物在形状、大小、颜色、质地、状态、比例、对称、和谐等方面体现出的优美、壮美、秀美、崇高之感，是自然美的现实写照，在地理、生物、自然等科目中出现得尤为集中。    

（四） 插图的“古典美”与“现代美”交融

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小学教材插图古典美的基底养料，道、气、象及其美学范畴群落作为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基层“建设”^［34］，赋予了教材插图以静穆、雅致、理想的中国古典美学特质。我国古典美学中“天人合一”“气韵生动”“得意忘形”“澄怀味象”等美学思想在各时期的教材插图中均有体现。首先，体现在对传统美学思想的表现上。教材插图中大量采用了水墨、工笔、线描、留白等中国古典绘画技法，在绘画中注重“虚实”“传神”“意境”“风骨”“气韵”等美学概念，强调笔墨的运用和构图的创新，通过简约而富于内涵的画面，传达出中国古典绘画中特有的意境和情感。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文言文等单元篇章，通常采用极富意境的水墨画作为插图，遵循“诗画一律”的古典图文规律，实现文字与图像的交融渗透。其次，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符号和意象的运用上。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符号和意象闻名于世，既包括龙、凤、麒麟、狮虎、山水、祥云、卷轴等中国特有视觉符号，也涵盖剪纸、皮影、年画等特有艺术形式。教材插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符号和意象的绘制编排，展现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古典美。如在语文、历史教材中的部分页面会采用仿古设计，出现带有竹简、卷册、卷轴等装饰性元素的边框和底纹。这些意象的使用不仅赋予了教材插图以浓厚的文化底蕴，也促进了符号对学生的视觉规训。   

 现代美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一种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基于技术革命注重实现对材料、形式和技巧的创新与突破，主张追求表现个人内心世界和对当代社会的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现代美开始在中小学教材插图中崭露头角。教材插图的现代美一方面体现在对现代多元艺术手法和设计风格的运用。教材插图不断尝试将多种媒介和技术引入插图绘制工艺，采用非传统构图法则、多元配色方案、几何抽象的表现手法，传达出现代美的审美特征，展现出现代艺术的多样性和前卫性。另一方面体现为全球视觉语法的合理引入与表现。教材插图不仅对当代城市景观、科技发展、环境问题等现代社会主题进行描绘，还筛选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流行文化进行视觉转译和策略性并置，对全球现代文化进行求同存异式的语法融合。相较于古典美对永恒性、秩序感的追求，现代美呈现出解构传统、拥抱多元、强调交互等特征，尽管二者在表现形式和审美追求上有所不同，但在教材插图中并非割裂地存在。相反，教材插图中的现代美是一种立足于本土、立足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美感，古典美给予现代美以深厚的文化土壤与精神底蕴，现代美反之推动了古典美求新求变的转型变革，共同形成了中小学教材插图“古典美”与“现代美”兼备融合的美学特征。

参考文献：